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李可染先生贡献很大，尤其在水墨山水领域承前启后，在优秀民族传统的基础上，从现实生活和大自然中大胆地吸收新鲜营养，并合理地吸纳西画经验，创建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鲜明个性的艺术风格，是一座不朽的里程碑。李可染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大家，他的突出贡献在于对中国山水画的革新。他将中国传统的“积墨法”与西画中的造型方法相结合，谱写出光与墨相交融的意境，其浑厚雄强的独特山水画风对中国画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可染的一生和20世纪中国人民遭受苦难以及奋斗和觉醒的历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出生在江苏徐州贫苦的市民家庭，从小经受生活之磨砺，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也养成了勤俭朴素和好学上进的传统美德。他最早受到传统文人画的训练，对未来艺术道路起重要作用的，他作为研究生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的一段学历(1929年～1931年)接触了从法国留学归来的林风眠先生创建的新型美术教育方法，认真学习了油画，研究了素描、写生和创作的方法，同时自修国画，研习美术史。在这里，他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是进步学生社团“一八艺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在这里，他确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志向。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武汉、重庆用自己的画笔参加战斗，创作了不少抗战题材的作品。从20世纪40年代起，他决心献身民族传统艺术的创造，在水墨领域作深入钻研。他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给自己提出了“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勇气打出来”的目标。先后拜两位国画大师齐白石、黄宾虹为师，虔诚地向他们学习，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认真体悟中国画创作体系与方法，特别是笔墨的奥秘。这些艺术大家从不同方面对李可染的艺术观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些作用汇集到一点上，就是国画要创新，国画要走向现代。

  50年代中期，是李可染艺术变革的重要转折期，那时他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反对艺术中的民族保守态度，也同时鲜明地主张新时代的艺术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主张“批判地接受遗产”。镌“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自勉，决心在中国画的革新上拼搏一番。几次外出长途写生，沿长江逆流而上，过三峡，行程万里，在大自然中观察、体验；访问德国，历时4个月；赴桂林写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漓江山水的作品。李可染在50年代的艺术实践，说明他正确解决了临摹、写生和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国画界，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他创建了中国画创作的新方法，这是把西画的素描、速写吸纳到中国的以默写、心记和心领神会为主的写生系统中来做出的最好探索成果，是对传统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最好的实践。在弘扬传统国画的过程中，李可染巧妙地把包括关注形、光、色在内的西画的创作方法，有机地融在传统的、写意的笔墨体系之中。他在黑中既求实体感，又创造虚拟美；用黑衬托白、衬托亮，用黑统一画面，用黑来创造意境。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他探索的重点是如何把带有写生特点的山水画和包括笔墨在内的传统表现程式加以更完美的融合，使自己的创作更具主观创造性和更有民族气派。他利用中年时期多次外出写生积累的素材反复加工提炼，创作出许多艺术概括性很强、风格恢宏、雄浑，具有宏大气势、有交响乐效果的山水画。在自己的作品《无尽江山入画图》的题字中，他写道：“吾昔年曾遍游名山大川，近年年老体弱，不能远游，但每当展纸作画，雄山秀水、烟树白云尽收眼底，此图以意描画，欲颂祖国山河之美。”李可染有很好的艺术天赋，但他绝不依靠自己的才能，而是主张“困而知之，做苦学派”。他把自己的画斋命名为“师牛堂”，刻印章“孺子牛”以自勉；“千难一易”、“七十二难”、“学不辍”是他喜欢和常用的印章。他勉励学生的话是“天道酬勤”、“胸怀远志，不畏近难”、“深于思，精于勤”、“意匠惨淡经营中”、“峰高无坦途，痴思长绳系日”等等。到晚年，他说自己“七十始知己无知”，还自称是“白发学童”。

  李可染在平凡、艰苦的艺术劳动中，表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为祖国河山立传。在勤奋的艺术创造中，他始终抱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东方既白”。他的艺术创造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代表作有《漓江胜境图》《万山红遍》《井冈山》《牧牛图》等。